宏观经济政策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对宏观经济走势判断和政策理解切忌惯性思维

²  盛松成: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 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

 

 

 

业务版块聚焦

²  互联网金融  “五一”旅游市场繁荣,My钱包等互联网消费金融新势力崛起

²  PE/VC       科创板受理破百 存量偏股基金备战投资

²  相互保险    2018年相互保险机构一盈三亏 相互制优势仍待凸显

 

 

 

 

 


 

【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对宏观经济走势判断和政策理解切忌惯性思维

在日前由证券时报主办的“2019首届中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当前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两个取向的宏观经济线索,但在把握主要矛盾和政策主线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但也不能平均施力”。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判断、宏观政策理解,要切忌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惯性思维。

高培勇指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当前经济环境下,既是重要机遇,也面临极大考验。上市公司需要具备研判经济形势、读懂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基本功。当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一并走来,并产生交互作用时,必须回答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问题与矛盾是什么。当两个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并走来,也产生交互作用的时候,有必要分析究竟哪个方面政策取向是主要线索。

回顾201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可以发现,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一系列变化。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跟着变化。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标签、更不是一句口号,它有着一系列实在内容。

高培勇强调,其中至少有三方面内容需要格外关注。

首先,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从总量角度、需求角度来分析判断经济走势,拿出解决方案是刻入我们脑海的潜意识层次思维方式。当前形势下,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都存在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分清主次,与以往的思维方式相比,是一种颠覆性变化。

其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这种新发展理念替代的是以往追求GDP、追求高增长等旧理念。以深圳为例,过去的先行指标通常都是围绕GDP增速做文章,但是新发展理念强调的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样的变化追求更加公平、更加持续、更有效率,这与以往不一样。

第三,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式调整,是对需求管理的方向性变化,直接涉及脑海当中宏观政策思维的潜意识。具体的变化包括,从需求侧跳到供给侧,从紧盯需求总量转化为紧盯供给结构。

高培勇谈到,从去年7月份以来到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这六个月时间当中,围绕着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人们所发出的一些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身子已经进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脑子还停留在高速增长阶段。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不能再用高速增长阶段的思想、理念,来看待、分析、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

在进一步解析如何把握主要矛盾和政策主线的时候,高培勇认为,当面临短期的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能一下子只顾应对短期的矛盾与问题,而忘记长期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也不能只顾长远,而不管当下。但总体而言得把更多的注意力、精力放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放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高培勇以一季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进行了分清经济运行主次矛盾和经济政策主线的解读。会议指出,“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会议指出,“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整”。高培勇表示,“保持定力”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政策的主基调。谈到需求管理的时候,则提出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

高培勇最后表示,上市公司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把通行或适用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方法、思想,应用到对当前经济的分析,并且为此制定上市公司的经营策略;而是必须换一种策略,不断地小心提醒自己,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是结构问题、是供给侧问题,发展理念讲的是效率优先、质量第一。宏观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盛松成: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 
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讲话中指出,“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正面外溢效应涉及多个方面。首先,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民币贬值的负面溢出效应,也有助于扩大各经济主体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范围,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促进了我国内需增长,将利好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及GDP增长,具有正面外溢效应。再者,我国央行坚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也有利于我国保持与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既不输出通胀、也不输出通缩。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将促进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和各贸易伙伴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

一、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各国汇率基本平稳对国际贸易意义重大,可以大大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扩大经济主体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范围。而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不仅从根本上不利于进口国,出口国也往往得不偿失,因为出口国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要“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过多年改革,人民币汇率定价已越来越市场化。近年来,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断增强,汇率的资产价格属性不断提高,市场预期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然而,预期短期内并非完全符合经济基本面,单边预期往往使汇率超调。此外,汇率跌破关键关口也会引发大面积止损性的交易,人为地“制造”汇率贬值,导致汇率超调。因而所谓“一次性调整到位”、“一次性释放积累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从而实现市场出清,达到均衡汇率,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购买力平价也无法决定短期汇率。

近年来,我国曾两次面临人民币出现短时间内较大幅度的贬值,分别是2016年12月和2018年11月,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要突破7.0。在这两次汇率波动中,央行都坚持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立场,而不是放任汇率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人民银行也没有通过汇率贬值的手段促进出口、抵消美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美国财政部于2018年10月18日发布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曾两度发文阐述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性。一次是2016年12月我在财新峰会的发言《目前是稳定汇率的最佳时机》,当时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6.9;另一次是2018年11月,拙文《目前我国“稳汇率”比“汇改”更重要》发表于中文版《金融时报》,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在即。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仍然有限,但同时我国又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因而,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根据IMF的统计,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42%降至2017年的39.5%,其中,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此期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增至2017年的42.2%,而软盯住汇率制度中,采用稳定化安排的国家占比在八年间提高了5.6个百分点。根据IMF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属于“稳定化安排”这一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正是中国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正面外溢效应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时我国又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世界经济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去年年底,我国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下调一部分进口商品关税。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外贸地区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今年一季度,我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5%、8.1%、3.2%和7.8%。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比较优势也将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国市场信心开始逐步恢复,经济开始企稳,这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平稳增长。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此前,个税起征点已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我国居民消费自去年年底开始企稳回升。今年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较1-2月提高0.5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8%,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速(6.4%)。农村市场已成为内需增长的亮点,一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535元,同比增长8.7%,实际增长6.8%,高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2.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需而不是依赖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这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投资和净出口在GDP的增长中占较大比重。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在不断上升。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速的贡献率为65.1%,2018年全年更是高达76.2%。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巨大市场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一是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比2017年提高1.6个百分点。从长期看,物质需求增长达到一定的瓶颈后增速将放慢,而服务需求则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服务类消费恰恰是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的部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潜力。经济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17年平均为63.8%,我国仅51.6%。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

二是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全球投资者可以共享中国市场的改革红利。习近平主席在2018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快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目前我国已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其中不少涉及服务业。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还指出,我国“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三、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搞“大水漫灌”

当前,我国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货币政策具有溢出效应。根据美联储的经济学家Ammer,De Pooter,Erceg和Kamin的研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汇率、内需和金融市场三个主要渠道发生作用。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我国已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民币贬值的负面溢出效应。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促进了我国内需增长,本身利好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及GDP增长,具有正面外溢效应。而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产生外溢效应,往往经由资产价格的变化实现。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保持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这既有利于国内防风险、促改革、稳增长,也有利于避免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负面外溢效应。

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3月份,我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4%,比去年同期低0.32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47%,比去年同期低0.43个百分点。尽管3月份货币市场加权平均利率较2月份有所上行,但从各期限品种的利率看,仍持平甚至略低于今年1月份的水平。截至2018年末,我国银行超储率为2.4%,比去年三季度末提高了0.9个百分点,较去年一季度末(即本轮降准周期开启之前)提高了1.1个百分点。

上述情况意味着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当经济企稳时再降准,容易推升通胀,也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很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我们已经对资金“脱实向虚”和新一轮房价上涨有所警惕,要防止资金再次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诱发投机行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合理适度,有利于保持物价和资产价格基本稳定,既不输出通胀,也不输出通缩。

由于货币政策溢出对于全球经济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行货币政策的国家与接受溢出效应的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在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不同步时,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往往更有利于保持与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

总而言之,在共建“一带一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实现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初心,也是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文作者盛松成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玉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业务版块聚焦】

“五一”旅游市场繁荣,My钱包等互联网消费金融新势力崛起

 刚过去的 2019“五一”4天小长假,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居民出游热情,银联商务数据显示,按可比口径,今年“五一”,游客线下消费人次增长15.8%,金额增长18.0%。其中,上海居民国内旅游消费金额最高,占全国游客国内游消费总额的6.56%,北京、深圳、南京、广州分列二至五名。从增速来看,以林芝、三亚、普洱等为代表的非一、二线城市,居民外出旅游消费总额增长迅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旅游大众化趋势凸显。


数据来源:银联商务大数据旅游消费监测中心

另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8万亿元,同比增长9%。消费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了18.6个百分点。

消费升级,消费金融“爆发”

毋庸置疑,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引擎。在“消费升级”如火如荼的这些年,伴随普通消费者需求而生的金融服务遍地开花,消费金融似乎在悄然之间“爆发”了。

在众多消费金融从业者看来,消费金融就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蓝海”。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并提出要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消费金融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能够促进消费升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从生产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去年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明确鼓励消费金融创新,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37.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90%。另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CCWE)发布的《2018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已由2010年1月的6798亿元攀升至2018年10月的84537亿元。

消费金融市场未来的想象空间仍在不断扩大,吸引了包括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互联网平台等机构的争相涌入,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群雄逐鹿,新兴力量崛起

根据零壹财经发布的《消费金融2018年度发展报告》,中国消费金融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从国际上看,起步发展较晚,从国内看,也是近两年才得以迅速发展。2015年,随着互联网金融浪潮,消费金融成为市场热点,这一年也被称为消费金融元年,热点的表现之一是各类市场主体纷纷加入。

从过去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消费金融行业均由商业银行主导和垄断。从具体产品和业务来看,信用卡具有额度较高、支付便捷、使用范围广等特点,近年来更是几乎实现了衣食住行等场景的全覆盖。根据艾瑞咨询2017年发布的《中国信用卡代偿行业研究报告》,自2012年至2016年,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信贷余额由1.14万亿元上升至4.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多家银行开始重点发力消费信贷领域,不仅积极搭建自身的网上商城,还通过与其他商户合作,推出相关消费信贷产品,以弥补在消费场景及用户体验上的短板。

作为商业银行消金业务展业的重要补充,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主要经营除房贷和车贷以外的以消费为目的的信用贷款,如用于个人及家庭旅游、婚庆、教育、装修等事项的贷款。

其他持牌金融机构亦“忍不住”入局分一杯羹。其中,以云南信托、外贸信托为代表的多家信托公司持续发力消费金融;保险公司也以“履约险”的形式布局消费金融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费金融热潮中,有一股新兴力量正在崛起。也正是这股势力,让更多的用户知晓何为消费金融服务,并如何有效利用这个服务满足自己的需求。这股势力就是以“度小满金融”、“My钱包”为代表的扎根技术创新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他们立足于通过技术升级实现金融服务创新,满足C端用户对移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与传统消费金融服务形成互补。 

相关资料显示,“My钱包”由正规金融机构(广州市熊猫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牌经营,坚守普惠金融,采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模型,持续构建知识、数据、决策能力,通过三个能力实现对全网用户持续分层的授信策略,为更多用户提供底门槛、低利率的合规金融产品。

 

科创板受理破百 存量偏股基金备战投资

科创板受理企业超过百家、首次全网测试、科创基金密集申报火热销售……随着科创板推出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科创基金之外,仍然可以投资科创板的存量偏股基金也开始积极备战,有的开展产品改造,有的与电商渠道合作打造“固收+”产品,有的加强科创板投研力量,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科创板投资盛宴中“分一杯羹”。

存量公募基金积极筹备科创板投资

多位业内人士近期在接受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今年资本市场最大、最值得期待的创新举措,科创板投资非常值得参与,除了申报和发行科创基金之外,多家公募也在通过多方面的筹备让存量偏股基金参与这一市场。

北京一家大型公募权益基金经理表示,科创板投资是今年资本市场最大的利好,除了新发行的科创基金外,普通基金也放开投资科创板,科创板打新策略有望为基金贡献较大的超额收益,科创板投资将是存量偏股基金未来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

他说:“科创板有全新的发行制度和交易规则,打新收益率的估算不能参照原来A股市场的做法,还需要有专门针对科创板打新的收益率估算方法,考虑到新板块的开设和科创基金投资热情,科创板打新带来的预期收益或将超过此前的打新收益。”

北京一家中型公募市场部人士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策划将一些小规模的混合基金改造成“固定收益+”的类打新基金,以后会重点与互联网电商合作上线,借助科创基金的热卖势头做大基金规模,科创板打新将是这类产品的主要投资方向。

谈及偏股基金如何参与科创板投资,北京一位偏股基金经理告诉记者,普通偏股基金投资科创板并不需要特别的准备,只是在上交所增加了新的投资板块,基金可以在原来的系统模块中参与投资,原有交易系统可以直接使用和参与,“我的理解是,可以把参与科创板投资当做新股申购去做准备。”

不过,该基金经理也表示,在发行端,科创板的上市公司与现有板块会有些差异,此前投资逻辑和选股上一般看公司的盈利模式、竞业壁垒等,而科创企业的盈利不清晰,不少业务无法以传统的投资方式去衡量。“科创板上市企业与当前的盈利和估值方法、投资选股逻辑存在差异,只能多从发展前景上去考虑,因此,可以借鉴一级市场的投资方法来参与,在这一领域我们也加强了研究力量。”

是否修改基金合同仍待明确

对于存量偏股基金投资科创板是否需要修改基金合同,业内人士存在分歧。

华南一家大型第三方销售机构研究员认为,存量偏股基金可以投资科创板,不过,如果之前基金合同在投资范围上不包含科创板,未来要想纳入投资范围,可能还需要修改基金合同契约,以获得基金持有人的同意。

上述北京大型公募权益基金经理则认为,目前存量偏股基金投资科创板并不需要修改合同,很多基金在合同上已经涵盖了该投资范围,即“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等”。

北京一家中型公募副总经理也认为,科创板是可以纳入存量偏股基金投资范围的,原有基金合同无须修改和新增,但部分基金具备特定风格,如果因为增加科创板投资导致风格变化,比如科创投资比重很大导致主题偏离的,可能需要发起基金转型去修改合同或召开持有人大会。

 

 


2019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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